“老张啊，听说你在老家还有个对象，这事儿怎么没早说？”教导员赵正云盯着我，语气不重，却像一记闷棍敲在我心上。

我手里的茶杯一晃，茶水沿着杯口洒了出来。心里顿时警铃大作，嘴上却硬着头皮回了句：“没有的事，首长，您听谁说的？”

赵正云没接我的话，只是盯着我笑，眼神像是在看透我心里藏着的那些小秘密。

这一瞬间，我心里发慌，脑子里乱成一团。

1978年，我从山西老家来到边疆部队，当上了一名汽车兵。家里穷得叮当响，父亲常年卧病，母亲没文化，大哥为了供我读书，硬是放下了自己的婚事。

可惜我不争气，考了两年高考都没考上，心里越想越窝火，索性一把火烧了书本，跑去报名参军。

临走那天，村头那片歪脖子柳树下，站着一个扎着两根麻花辫的姑娘，就是何英。

她是邻村的，长得白净文静，那时候大家都知道我们从小一块长大，算是有点意思。

她手里捧着一个布包，递给我时眼圈红红的，嘴上却故作轻松地说：“张平，这里面是我给你缝的军用针线包，别嫌弃啊。”

我接过包，心里酸得不行，忍着没掉眼泪，匆匆丢下一句“等我回来”就走了。

这一别就是四年。

在部队的日子并不轻松，但我咬着牙坚持了下来。

1979年，我表现突出，成为汽车连的技术骨干。

1980年，我抓住机会考上了军校，成了连里第一个“有文化”的兵。

那一年的冬天，连长拍着我的肩膀说：“张平啊，好好干，咱们这个连以后就靠你们这些有文化的兵了！”

我听了这话，心里像灌了蜜一样甜，暗暗发誓一定要争口气，不辜负连队的期望，也不辜负何英的等待。

。

1982年毕业后，我被分配回原部队提干，成了一名排长。

这一路走来，虽然辛苦，但我觉得一切都值了。

只是，我心里始终惦记着何英。

这些年，我们一直靠书信联系，她在信里提到村里人议论她，说她傻，眼看着就要变成大龄剩女，还死心塌地等着我。

她写信时没抱怨，可我能想象她一个姑娘顶着多少压力。

我咬着牙告诉自己，等提干的事儿尘埃落定，我就回去娶她，给她一个名分，让那些风言风语全都滚蛋。

没想到，提干刚有点眉目，赵教导员就盯上了我。

那天他叫我去家里吃饭，我心里还有点纳闷。

人家是老资格的干部，跟我素来没什么交情，怎么突然对我这么热情？

可又不好推辞，只好带着两斤苹果去了。

赵教导员家不大，但收拾得很干净。

除了他爱人和儿子，还有个姑娘正在厨房忙活。

他笑着介绍：“这是我小妹赵晴，今年从纺织厂辞了工，准备考大学，过来散散心。”

赵晴长得清秀，眉眼间透着一股机灵劲儿。她端着菜出来时，冲我笑了笑，说：“张排长，听说你是我们营里第一个大学生，真了不起啊。”

我连忙摆手，嘴上说着“哪里哪里”，心里却有点发虚。

这顿饭吃得我如坐针毡。

赵教导员和他爱人不停地给我夹菜，赵晴也时不时问些关于军校的事儿。

我刚开始还能应付几句，后来越听越觉得不对劲。

赵教导员一边劝酒，一边有意无意地问我有没有对象。

我赶紧摆手：“首长，我家里穷，哪敢想这些。”

赵晴低头抿嘴一笑，脸有点红。

我心里咯噔一下，隐约猜到他们的意思，顿时坐不住了。

饭后，赵教导员让我带着赵晴去院子里转转。

他一句“年轻人多聊聊”，让我明白了他的小算盘。

可我心里已经有了人，怎么可能再去搭理赵晴？

我借口有事，匆匆把她送回去，转身跑了。

回到宿舍后，我一夜没睡，心里纠结得厉害。

如果顺着赵教导员的意思，提干的事儿肯定稳了，可我怎么对得起何英？

可要是拒绝了，万一他在背后给我穿小鞋，我这提干的事儿是不是就要黄了？

我心里像揣了两只兔子，左冲右撞，怎么都安定不下来。

第二天，我咬着牙去找赵教导员，硬着头皮把话挑明了。

“首长，我老家确实有个对象，叫何英，从小一起长大的，我不能辜负她。”

赵教导员听完后脸沉了下去，盯着我看了好一会儿，才挥挥手让我走。

我心里忐忑了好些天，生怕他记恨我，给我穿小鞋。

谁知道，半个月后提干的命令下来了，我被分到了三连当副连长。

提干那天，我提着两瓶酒去找赵教导员谢礼。

他看着我，叹了口气说：“张平，你这人还算实诚。以后做事多学着圆滑点，别把人都得罪光了。”

我连连点头，心里的石头总算落了地。

可事情还没完。

1982年春节，我回了趟老家。

村里人听说我提干了，纷纷竖起大拇指，说我给村里争了光。

可我回到家，看到那破旧的土坯房，看到大哥因为常年干活驼下去的背，心里五味杂陈。

母亲一边给我煮饭，一边问：“老二啊，提干了以后是不是工资高了？”

我点点头，随口问大哥：“我这几年寄回来的钱呢？”

大哥回屋拿出一叠钱，说：“都在这儿呢，除了爸妈的药钱，剩下的我一分没动。你不是早就说过吗，这钱是给你攒着娶媳妇用的。”

我的鼻子一阵发酸，心里发誓一定要让大哥过上好日子。

第二天，我去了何英的家。

她父母对我还是有些冷淡，觉得我这些年没个准信儿，怕我只是图一时热乎。

何英却笑着帮我圆场：“爸妈，张平这一路走来不容易，他一定能让我过上好日子。”

她这一句话，让我心里暖得不行。

后来，我和何英定了婚。

村里那些议论纷纷的人再也不敢多嘴了。

1984年，我终于存够了钱，帮大哥娶了媳妇。

何英在这件事上忙前忙后，出力出钱，毫无怨言。

她说：“咱们的日子还长着呢，等大哥过好了，咱们再好好过。”

1985年，我和何英结了婚。

婚礼那天，大哥喝得醉醺醺的，拉着我的手说：“老二，你这辈子都别亏了何英。”

我点了点头，心里暗暗发誓一定要对她好。

后来，我在部队服役到1996年，以团政委的身份转业到县公安局工作。

在这十几年里，家里大事小事全靠何英操持。

她把孩子和老人照顾得妥妥当当，连大哥家日子过得不好，她也伸手帮衬。

有人羡慕她，说她命好，嫁了个副处级干部，不用为生活发愁。

可我知道，这个女人是用一辈子的真心换来了这份幸福。

2020年，我退休了。

坐在家里，看着何英在厨房忙活的背影，我忽然想起了1978年的那个冬天。

那时候，她站在村头的柳树下，把针线包塞给我的时候，眼圈红得像一只小兔子。

我这辈子最大的幸运，就是遇到了她。

得妻如此，夫复何求！